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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2年01月16日
2022年的国潮风中，飞舞着“996”之外的另一种生活图景：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，脚踩土地，面朝旭阳。在乡村振兴的画卷上，诗意栖居浓墨重彩了起来。自2011年杭州市开展“联乡结村”活动以来，工行杭州临安支行在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目标里，循着新农人的足迹，描摹那一份本真生活，尤其是金融活水精准滴管，帮助村民们卖出“土”山货、过上“俏”日子，让种养殖、电商、直播在黄土地上焕发新生机。
一笔信用贷
“一个月一角的利息，10000元借两个月只拿到8000元。”年逾花甲的临安白牛村人童国良，至今仍对19岁时的一笔“贷款”记忆深刻。这是他当年做毛竹生意的原始资金，利息高得吓人。
2021年5月，童国良又做起了新疆纸皮核桃的生意，用时尚的话来讲，就是“再创业”；10月20日，他从工行临安支行获得了一笔30万元的信用贷。“利息很低的。”童国良说，银行的贷款，他很放心。
从银行拿贷款，童国良在以往是想也不敢想的。但如今，像他这样从工商银行获得贷款的农户越来越多。“我们总行和浙江省分行都成立了乡村振兴办公室、杭州分行也成立了专班。总、省、分行和我们支行四级联动，让我们做业务有了依靠。”工行临安支行行长陈建军告诉记者，工银集团推出了“兴农贷”，为不同的农业经营主体，量身打造不同的普惠贷款产物。
浙江肩负起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重任，乡村振兴是必经之路。金融机构主动下乡，尤其是国有大行带着低成本资金走进田间地头，为村民创业提供了资金支撑。
苦孩子“老八”
采访好童国良过了几天，他又在微信上给记者发来一组视频，内容是自家装修一新的叁层别墅，还带着一个大院子。这样的别墅，如今在江浙地区的农村很多见，但在上世纪80年代末，童国良的这栋房子，作为村里首幢，无疑引起了村民们的艳羡。
童国良是苦孩子出身。“我妈生了9个孩子，我是老八。”16岁时，童国良的母亲去世，哥哥老叁患病，姐姐们都已出嫁，他扛起了赚钱的重担。每天，童国良起早贪黑地做饭、养猪、下地干活。一双8块钱的解放鞋，经过一个农忙就破得不能再穿。
家里6亩地，童国良都种上了麦子。辛苦了一个冬季和春季，到头来总收成却不到1000斤。“那时候100斤麦子是19块，200块都没有赚到。”见种地不赚钱，童国良就去打工。他帮人砍毛竹、剖毛竹，再将加工好的竹子运到杭州四季青。这样一天的工钱是8块钱。
这些竹子运到四季青后，当地村民用来搭大棚种蔬菜。童国良交货时发现，一车毛竹可以赚300块。“300块是什么概念？那时候中华香烟只要8块钱一包，现在要70块。”童国良向记者解释。
这300块，让童国良动了心。他决定自己来做这笔买卖，这一年是1980年，他19岁。
回到村里，童国良向农机厂的老工人借钱。“我借1万块钱，借2个月，利息1毛一个月，到手只有8千块。” 一分钱难倒英雄汉，这笔如今算来年化利率高达120%的高利贷，童国良也吃下去了。
拿着这笔高利贷，童国良又跟亲戚朋友借了1万元。兜里揣着这笔钱，他叁天时间里向四个村子采购了50多万斤毛竹。但竹子运到杭州后他才发现，由于自己没在现场监工，这批竹子严重缺斤少两。“第一次是亏的，亏得一塌糊涂。”
毛竹坐邮轮出海
第一笔生意亏了，童国良顶着巨大的压力，从白牛村转到昌北去采买竹子。在昌北，童国良专门寻找重量25斤左右、长度不低于7米的毛竹，这些毛竹用来供应建筑工地，做造房子用的竹架板、毛竹片和脚手架。
童国良收购时，按照16元100斤的价格采买，一车装2500斤，每车成本是400元。拉到杭州后，工地按照每根10块-12块的价格购买。“这样一车就有将近1000块好赚，有时候要拉好几车过来。一年就翻本了，还赚了好几万。”童国良说。
经验摸出来了，童国良的毛竹生意也越做越大。后来，赶上杭州基建的高潮期，童国良与地产工程队合作，往杭州一车车拉毛竹，按项目结算，每次结算的价格都在100多万。2001年，浙大紫金港校区开建时，也是童国良供应的毛竹。“这个项目也赚了七八万元。”
七八年前，童国良的毛竹生意迎来发展高峰期。“我的毛竹还运到了安哥拉，邮轮过去的。”童国良告诉记者，13米长的卡车装着毛竹运到山东港口，吊进集装箱打包，再上游轮，漂洋过海抵达非洲。“一趟货来回半年时间。”谈起这些往事，童国良颇有些自豪，“这些毛竹都是参与我们国家援非建设的。”
过了这个小高潮，建筑行业对于毛竹的需求降下来了。“后来造房子，都用钢管了，脚手架也慢慢换成钢管。”需求降下来了，生意也渐渐淡下来。
60岁再创业
临安，是生产山核桃的地方。童国良又做起了山核桃的生意。隔行如隔山，山核桃这门生意也不太好做。
“一开始都是要吃苦的。”童国良说，一位龙港的朋友跟他定货，他晚上去村子里收货。第一次收，是在一个有月亮的晚上，童国良走了几里路，路过一个老村民家。“她有几十斤山核桃，说要留着自己吃的。我想留着自己吃肯定好啊，我说你卖给我吧。”童国良捧起山核桃，就着月光看，色泽发亮，满意地全部收回家。朋友收到后一看，这都发芽了，没法吃。
第二次，童国良留了个心眼，发芽的不要。结果这一次收回家发现，一多半都是空壳。吃了几次苦头，童国良的山核桃生意也起步了。他带着塑料袋装的山核桃发往杭州、嘉兴、上海。“别人劝我用塑料罐，塑料罐重，一斤山核桃到手净重只有6、7两。我用塑料袋装，实打实一斤的。”童国良是个实诚的人，但是山核桃价格变化快，规模做不起来。
在昌化，尤其是白牛村，几乎所有人都在做山核桃生意，童国良没有竞争优势。“大家都在做，我就做新疆那里的纸皮核桃。”年满60岁的童国良及时调整方向，他通过朋友联系了两家国内头部的坚果制造商，向他们供应新疆纸皮核桃。
2021年5月5日，童国良的第一笔生意来了。一辆红色的解放牌卡车，装着32吨纸皮核桃，从新疆出发到浙江，一周时间跑了5000公里，算是一趟生意。童国良赚的是其中的差价，少的时候一斤赚1毛，多的时候1斤赚1块。
做这门生意，需要充裕的现金流。“新疆那边要现结，1分钱也不能欠。”收购价是16块一公斤，一车32吨，就需要50多万现金。有时候采购量大，一次采购需要好几辆车同时运，需要的现金就更多了。
生意做了近40年，童国良早就不是缺钱的人了。但如果更有钱，他的生意就可以做得更大。
10月份，童国良收到一个短信，说他有工商银行的信贷额度可以提，“到底是不是工行、是不是骗子，我不知道，就过去问问。”到了工行临安支行营业网点，接待的工作人员看了短信后，马上肯定了童国良的谨慎，同时请来了负责信贷的客户经理进一步沟通交流。
闲聊之下，童国良了解到，像自己这样做生意的，可以在工商银行获得30万元信用贷。“月息只有0.4厘，太低了。”童国良有些喜出望外，当即申请了这笔贷款，“不用抵押、用信用贷就可以轻松贷给我30万”。10月20日，这笔贷款就下来了。
拿到贷款，童国良再一次想起那一笔月息1角的民间借贷，他向记者感慨“我走到今天，吃的苦头太多了。不过，现在好了！”
金融下乡好服务
童国良所在的白牛村，不是个普通的村子，它是中国淘宝第一村。2013年的时候，村子开淘宝小店，销量一年达1亿元。2020年，该村的销售额是5亿元。这个村，年轻人也特别多。村书记金土根告诉记者，这几年，除了考上公务员、事业单位的年轻孩子，年轻人毕业后大都回村做电商生意了。
2021年，工行临安支行来到村子里开展信贷合作。“村民们很喜欢，因为工商银行的利率低，年化只有4%左右。”金土根说，工行临安支行的贷款有一个特点，就是“富的可以贷，穷的可以贷，只有信用不好的人不可以贷”。
金土根在村子里做了20多年的信用员，没有发生过一笔借钱不还的。而陈建军也告诉记者，工商银行与白牛村合作后，村民需要贷款，只要村书记推荐，基本就可以获得信贷。
童国良说，以前根本不敢想象，自己还能从银行拿到贷款。确实，在以往，银行的服务大都放在城市，放在工业园里。但这两年，银行“下乡”的节奏越来越快。
“做商业，有流动资金贷款、项目贷款、国内保理等等，那么农业也需要很多产物。”陈建军告诉记者。
上世纪80年代，工商银行就在临安设立了网点，但是一直以来服务对象以政府项目、工业项目居多，“叁农”像一块未开垦的荒地。2021年，工行临安支行开始普及“工银兴农贷”品牌，涉及农业、农村、农户的产物逐渐丰富。
打仗不再赤手空拳
2021年5月，陈建军在全县的村里“跑”起来了。18个镇街，他跑了17个，农户家里去了又去，找了五六个村支书一次次开座谈会。走家串户时，陈建军看到了一个不一样的农村。
“以前插秧，一个人一天可能种一亩地。现在一个年轻人回乡，一天500亩，他用插秧机来种。杀虫，以前农户背着药水桶，现在用无人机，办公室里坐着规划路线就好。”陈建军看到了很多“新农人”，他有些兴奋。借着工商银行的资金，这些“新农人”的田园世界将更加广阔。
陈建军把乡村振兴比喻成“打仗”，而工商银行的系列金融产物成了“武器”。“打仗有武器了，不是赤手空拳”，村社别贷，农企别贷、农机别贷、农户别贷，四款产物组成的“工银兴农贷”，给集体经济、合作社、“新农人”、养殖户、种植户都搭建了融资通道。
有了好产物，还需要渠道来推广。陈建军说：“网点是桥头堡，是核心渠道建设。”有些地方没有网点，工行临安支行就进村打造自助服务点，甚至在民宿、农家乐里建立“合伙人”制的服务点，进一步扩大工商银行普惠金融的覆盖面。
物理服务点抵达不到的地方，工行临安支行就用互联网渠道来延伸。有一次，陈建军去一个村子走访，一位村书记说：“你们工商银行的服务是很好，但是我们这里没有你们的网点。”陈建军听了反问：“您上一次去银行网点是什么时候？”这位书记想不起来。
推广工商银行的金融服务，网点不是决定因素。陈建军要求基层一线工作人员做好统计工作，一个村一个贰虫肠别濒表格、一个微信群，“科技服务乡村振兴，就要借助科技的力量。群里说一声，村民就知道了”。
金融科技的手段，需要手机银行配合。手机银行功能多，对于村里人来说，有些难。陈建军就向上级行申请开发了一个简单版的手机银行，这是专门针对乡村振兴的，存款、贷款、理财一目了然。目前，这款手机银行已在村子里试运营，“我们让村民看是否够简单，如果不够，那就继续改”。
金融下乡，服务乡村振兴，不是一蹴而就的。工行临安支行按照“客户最多跑一次，客户经理至少跑一次”的理念，一步一步在田间地头耕耘。如今，该行一共对接了31个村，总授信295户，授信总额5730万元。这些授信，就成为了村民们创业的备用金。而这些资金，也让现在的村民在创业时，不再经历童国良那样的缺钱难处。
